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导演陈国星谈《孔繁森》:拍一位山东好人

编者按:在大银幕上为优秀共产党人光辉形象树碑立传,伴随着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不论是江姐、赵一曼、董存瑞,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焦裕禄、孔繁森,新世纪以来的任长霞、杨善洲、郑培民、邹碧华等等……这些银幕上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英模纪实和扶贫脱困题材中涌现的共产党员形象分外生动鲜活。
与一般剧情片不同,依据真人真事改编,依据现有的历史材料描绘典型环境,艺术摹写、呈现其人其事,且片中主人公就是以传主的真名示人,都让这类反映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的电影,共同汇聚成了意蕴丰赡的共产党人形象谱系,积极扩充了国产人物传记片的内涵与外延。
1994年11月29日,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在外出视察途中遭遇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消息传来,举国哀恸。次年,孔繁森被追授为“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2009年,他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19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广泛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中,他还被授予“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的表彰称号。
1996年6月17日,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由山东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按片头字幕)联合出品电影《孔繁森》在全国公映——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中国电影体制改革也开始步入全面改革和调整期。作为市场化确立之初的一部主旋律电影,该片的问世不仅同传主事迹公开报道后的间隔时期不长,开启了延续至今的“新时期、新英模”的创作范式,更以其独到的叙事风格,不俗的艺术质感,取得了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收。在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1996年)上,该片摘得评委会特别奖,并获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等五项提名,最终在最佳男主角、最佳音乐奖两项上折桂。该片男主角高明还在次年第2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再次摘得最佳男演员奖。《孔繁森》之于导演陈国星而言,同样意义非常。这位改革开放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78班”的一员,从片场场记、导演助理做起,逐渐在80年代后期独立开始执导影片,并且在90年代以一系列都市喜剧片,为其时观众所追捧、喜爱。《孔繁森》是一部由他联合执导的大银幕主旋律影片,且大获成功。此后,他一面拓展自己的剧情片创作,另一面则继续深耕主旋律,由他执导的《风起云涌》《我的左手》《第一书记》《郭明义》《邓小平登黄山》等片,也都取得过不俗的反响。
提起当年的拍摄感悟,刚刚从西藏拍摄新片归来的陈国星依旧非常感慨。他不仅准确地说出孔繁森书记逝世的日期,还情不自禁地吟诵了段片中的台词,“天,最低的地方是哪里,是阿里;地,最高的地方是哪里,是阿里;人呐,最真诚的地方是哪里啊,还是我们阿里。”
【口述】
“一定要拍,而且要拍好”,这部电影是“争”来的
1994年11月29日,援藏干部孔繁森同志因为车祸,以身殉职。随后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报道了他的模范事迹。有天晚上,我正好在电视机前看到一部反映他在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生活的纪录片,拍摄的影像比较模糊:孔繁森下乡考察,他伏在马背上,因为缺氧,大口大口地喘气,整个脸都憋紫了……这些画面让我非常感触。特别是得知他生前收养了三名藏族孤儿,一直带在身边悉心照顾、教导,让我非常感动。之前没有去过西藏。一提到那里,提到“世界的屋脊”,总觉得有一种神秘的色彩,我当时就觉得在那个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孔繁森的事迹反而可以找到一种很实在的依托,这些依托会使那些在现代社会里不好理解的东西变得可信而感人。于是,我立马给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领导韩三平打电话,我俩一拍即合:当年涉藏题材的电影还不多,这么好的题材一定要拍,而且肯定要拍好。
不成想反映到部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才知道全国已经有六家电影厂报了这个项目(笑)。这里面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山东电影制片厂,孔繁森是山东聊城人,他因公殉职的消息媒体还没报道呢,山东厂那边就接到了消息,人家着手最早。当年我们北影厂也是据理力争——孔繁森逝世后没多久,就被追授为“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这已经不是一个地方英模了,是全国全党都要学习的对象。这么重要的人物、重大的题材,各家都“争”破了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田聪明部长就说,你们先去西藏采风吧。韩三平马上交代下来,一刻也别耽误,我带着人马先进藏,别的不要管,他在北京找投资,做后勤。结果刚到拉萨,巧了,迎头碰上山东厂的采访团,我们这边要去阿里,他们刚从阿里回来,大家正好打个照面。最后经过协商,部里拍板,电影《孔繁森》由北影厂、山东厂一起搞。
《孔繁森》大概是我个人导演履历表中第八部电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拍了几部喜剧片,同葛优、陈佩斯等影人合作,七八十万的投资,都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我呢,把它们当成一种“练手”,一方面培养自己在片场的执行力和应变能力,另一方面也让我明白,市场化大潮中,一个导演不能再高高在上了,拍出来的片子要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度和口味,要真正做到让大家喜闻乐见。我们这代人,内心都有一股子“英雄”情结,渴望在大银幕上塑造刚强、大气、有力的男子汉形象。我是北京电影学院读表演系出身,张丰毅、谢园、张铁林、周里京都是同班同学。读书那会儿,我就发现自己拿到剧本后,构思想象情节没问题,但表演上总是偏重理性,没有别的同学那么轻松自如,有点放不开。而且当年我这个形象吧,戏路太窄,工农兵的角色都不大适合,苦闷了一阵子之后,就想自己应该换个位置来思考电影。
从大二开始,我就立志转行做导演。当年主要是靠自学,去北京琉璃厂淘旧书,当时看了很多苏联电影人,特别是普多夫金的导演著作论,他把高尔基的《母亲》搬上了银幕,可以说是继《战舰波将金号》之后对世界电影语言又一次重大的革新。所以在拍《孔繁森》前,我内心就有个想法,不能总是在那些欢欢笑笑、打打闹闹中继续下去。电影终归是大银幕的视听艺术,它的巨大的魅力是通过光、色、音响和运动……这些手段来实现的,不只是情节冲突等戏剧因素。我盼望着拍一部规模宏大的片子,至少在投资 500 万上下,真正把自己的想法施展开来。过往拍喜剧片,都是都市题材。拍《孔繁森》到西藏采风,突然之间,你熟悉的高楼大厦、市井人生都不在了,完全是一种陌生的环境,真正是天高云淡。高原上一望无际,开车几个小时甚至都看不到人烟,我在那才第一次能感知到地球是圆的。在那里,你能感受到一种苍凉之美、雄奇之美,进而对工业文明、都市文明有所反思。
这样的环境,往好里说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同时作为人,一个个体,你又感觉到自己太渺小,太脆弱了,你无处遮风避雨,也无法抵御早晚温差,一切都袒露在大自然中。我那时仗着年轻,早年还和张丰毅一起撸铁(笑),身体有底子,三次进西藏都没有吸氧,完全靠身体适应,扛是扛过来了。现在再去,回到北京一个月都摆脱不了高原反应,经常头晕脑胀,记不住事儿。 “仁者爱人,礼者敬人”,剧本统筹张宏森
那再想想孔繁森,他在那里经年累月地辛勤工作。阿里在藏语里,意为“上边的地方”,它是西藏高原最偏远、海拔最高的所在,也是全国最艰苦的地方。从他死后留下的几十万字日记和无数张照片里,不难看出他被西藏人民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精神,以及在那种严苛的生存环境中创造出的文明感动了。他是在西藏说出了这句话的,“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不仅收养藏族孤儿,片中他去看望藏族老大娘,帮她寻医问药,甚至给老人焐脚,这都是有事迹依托的。
孔繁森是典型地被党培养起来的好干部。同时,他这句话也让我想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里面无疑带有儒家思想的积淀和折射。巧的是,孔繁森就是孔子的后人,我们去他的老家聊城采风,切身感受到山东人的淳朴、善良和大气。他受母亲的影响很深,老母亲不是大家闺秀,但知书达理,从小就给他讲很多先人故事,还要求他背诵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在山东聊城,那是一个水乡,在明代所建的光岳楼上, 东面门额上书两大字“興禮(兴礼)”,足见儒家文化在当地浸润之深。我认为这些同孔繁森的为官、为人,以及他的人格魅力都是息息相关的。逐渐地在我脑海里,有了一个山东好人的形象。西藏壮丽的自然风貌启发了我们,也要求我们这一次的创作要踏实下来,要拍的庄重、质朴,不搞花架子,比如不再去构架戏剧化的桥段,不人为制造冲突,而是紧紧扣住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来展现。如果说有冲突的话,那就是“自己跟自己冲突”,展现这一人物复杂而崇高的内心思想的斗争和不断升华。通过平凡小事,写孔繁森同群众、和同事、和亲人的关系。通过人物自身的道德感召,让观众去共鸣、共情。通常来说,学美术的转导演一定重视色彩造型,学摄影的转导演在用光、构图上有特色,学表演的会更注重戏剧元素,以及与演员合作。我呢,注重戏,每次在改剧本时常要重新调整戏剧构架和人物发展脉络。
这里面不能不提当年还是山东当地一位作家的张宏森。之前,我看过他写的文学剧本《西部警察》,觉得他塑造人物的感觉是对的,而且他又是山东人,就找他来做剧本统筹。张宏森来到北京,见面第一句话,“知道孔繁森,但没去过西藏。”我们俩就在北影的招待所边喝边谈,谈了一整天。我说你不用去西藏,你就帮我把这么一个人物,他身上山东好人的特质抓出来。宏森当时还没用电脑,我从厂里文学部要来厚厚一沓子稿纸,四百字一页的绿格子稿纸。宏森就在招待所“闷”了两天,他那一手小楷可是倍儿秀气,交到我手里的稿子还温乎着呢。他特别客气,说你看看行不行,不行我买张车票就回去了。我从头到尾看一遍,如获至宝,那还有不行?签合同!当然后来细节上还要修改完善,但他一下子就把人物的魂儿给勾(画)出来了。后来的剧本,就说两个细节。一个是我在西藏采风的时候,高原上坐着车,在无人区遇到过一位藏族汉子,他光着膀子,挎着一把剑,完全像是《西游记》师徒取经路上的形象。我和司机就同他打招呼,对方的话很少,我们一起借宿在解放军的一处哨所,第二天一早,大家还没醒,他就走了,也不知道去哪……我把这个人物给张宏森一说,一起把这个汉子艺术创作成孔繁森去阿里赴任途中,遇到的一位四海为家的说唱艺人。他不愿意搭车,兀自唱着《格萨尔王》徒步前行。电影里孔繁森赴任的车,是在藏族史诗的吟唱中一路飞驰,你想想那个场景,那个气魄。后来在垒石遍地、经幡翻飞的神山,孔繁森又见到了这位说唱艺人,他想把自己的军大衣披在艺人裸露的臂膀上,后者还是谢绝了,“谢谢,我不冷。格萨尔王就是我的衣服,我的食粮。”还有就是在西藏都拍的差不多了,但开头我一直没想好,给张宏森打电话。我希望这个开头要有启迪意义,而且还要有仪式感,把西藏的节庆,雪顿节、祭山节、燃灯节等等搜集到的资料,一股脑地传真到淄博宣传部。他看完马上给我回复,就写燃灯节,开场就是孔繁森带着两个孩子参加燃灯节。那么,我怎么去拍?在大法号”(藏族民族乐器铜钦)粗犷雄浑的吹奏声中,三人走进烟雾腾腾的寺庙,点燃酥油灯。孔繁森收养的藏族小女孩对小男孩说,“为什么阿爸要把灯放在那?”“阿爸说,谁把灯放在那,谁就被照亮了,走到哪都很亮。”这就巧妙地把藏族的民俗文化融汇进来,也展现了孔繁森作为一位父亲的形象和民族间的亲情。
配乐《吉祥》悠远、神圣,高明演戏有“土法提词器”
这部电影,在银幕上立住了孔繁森的形象。背后的创作团队可以说是“群星荟萃”,大家齐心合力打造一部主旋律精品。要感谢的人很多,我还想提一下这部片子的艺术指导陈凯歌导演,他一开始对于主演的人选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最终还是尊重了我作为导演的选择。另外,他看完样片,非常激动,执意为我推荐了作曲家赵季平。赵季平曾经为电影《黄土地》作曲,由此开始影视音乐创作 ,之后他为电影《红高粱》创作的电影音乐,获得了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他再一次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就是为《孔繁森》创作配乐。当时,赵季平已经是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我们把他从西安请来,先给他放样片,他连夜看完说,“电影质朴感人,你们不让我写都不行。”《孔繁森》今天来看,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1995年前后,国产电影里横向比较,无疑拍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质感。就电影配乐而言,我在筹备期就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刚毕业没两年的陈翔宇派到西藏搜集素材,他把当地的民谣、民歌整整灌录了五盘磁带给我。在西藏拍摄时,坐在车里没事就听,有一天突然听到首曲子,叫《吉祥》。这曲子本身有藏族人载歌载舞的感觉,但你细听,背后又有一丝伤感的味道。
我把这首曲子推荐给赵季平,并且告诉他,我对于这部电影、这个人物全部的情感、情绪都在这首曲子里面了。赵季平作为配乐大师,保留了这首曲子的根儿,但是放慢了三四倍,一下子突出来那种悠远、神圣的感觉。录音的时候找来中央音乐乐团,一边是管弦乐队,一边分不同声部演唱,“你们是高高的雪山,雪呀拉尼山……我们是勇敢的雄鹰,鹰呀拉尼鹰……让我们一起祝愿,还会有相逢的时辰……”哎,我在台下一听是热泪盈眶。这片子,成了!
由于我是学表演出身,做导演后选演员时会更多地看他的本色,看他的潜质状态是否符合我心中人物的面貌。我认为,选演员最成功的做法是,他本色、本质那一面被导演发现、开掘出来。高明的本色里有一种粗犷和刚毅,这一点特别打动我,早年我们还合作过《山魂霹雳》,所以这一次我坚持孔繁森非他莫属。孔繁森逝世那年,是五十岁。高明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也是五十岁上下。他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很显然,也盼着这个角色呢。听说要去西藏实拍,他还是同家人认真开了个会,这里面当然有风险,他到西藏后乘坐的车辆也出过事故,动辄就爆胎了。后来觉得这么大阵仗,在自己的演艺生涯里总要豁出去,拼一次。每个演员都有自己走向角色的方法。这点我太理解了,所以一般都会充分尊重演员的创作习惯,而且我并不喜欢“演”的意识极强的风格化表演,喜欢和演员一起找那种真实的状态。高明到了西藏后,我们一起去阿里孔繁森墓地祭拜,他跪在墓前说了很多虔诚的话。在西藏没几天,高明的高原反应就非常严重,而且是持续性的,基本上每天拍戏前后都要抱着氧气袋吸氧,那个状态不用怎么化妆就非常接近人物了。最大的问题是,缺氧造成他几乎完全记不住台词。
当年都是胶片拍摄,用多少胶片都得按计划来。拍一个长镜头,我又不愿意中间切换,他说错一句词儿,我这只能喊停。而且那时候声音对位技术还不成熟,不像现在后期配几句就可以塞进去,甚至在片场对口型都可以。我从来都认为,一场戏里,演员的第一次表演,往往是情感充分酝酿好后的表现,最为珍贵。反复排练后,新鲜感下降不说,在西藏排演多了,人身体还受不了,可能他站着都费劲。没办法,我们想到一个主意,叫“土法提词器”——把台词写在一张张纸条上,再把纸条贴在镜头的反面,高明片中用的陶瓷水杯杯壁内甚至都贴着词儿,他一边喝青稞酒,一边还得瞄眼词儿(笑)。
电影《孔繁森》的摄制组80多人,我们三进西藏,历时四个半月,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凭着一股子精神才拍摄完成。在许多感人场面的背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无私地奉献和付出,大家是在用孔繁森精神拍摄《孔繁森》。可以这么说,西藏净化了我们的灵魂,也让我们在精神上过了一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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